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历程中，中央集权制带来的制度优势极为显著，而秦国完成中央集权的历程，即是秦孝公时期的“商鞅变法”。商鞅通过一系列的变法措施，从经济、政治、军事等层面，全面削弱了贵族权力，从而完成了中央集权统治。
经济层面：推行土地私有，中央直吸收税商周以来，由于生产方式相对较为落伍，经济层面具有着典型的仆从制色彩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“井田制”，即土地为周王所有，领主和庶民则只有使用权而无买卖、转让权，因土地被以门路和渠道分开成方块，类似于“井”字，因而被称为“井田”。“井田制”下，朝廷不直接向黎民收税，而是将土地分为私田和公田，其中私田收入为黎民所有，公田收入则全部缴给统治者，而各级贵族则以纳贡的方式上缴一定钱粮给周天子。这种制度下，虽然土地均为周天子所有，但贵族其实才是土地的实际掌握者，这使得他们在经济层面拥有着绝对的自治。商鞅则通过破除“井田制”，“开阡陌封疆”，破除了仆从制下的土地国有制，改而推行土地私有制，国家不仅认可黎民对土地的所有权，且允许黎民自由买卖。
与此同时，由国家直接对黎民征税，而不必再经由各级贵族。如此一来，贵族在经济层面的权力被大幅度削弱，而由中央朝廷直接对黎民实行经济治理，而黎民也从贵族的土地上获得解脱。
此外，商鞅还通过统一怀抱衡制，颁布怀抱衡的尺度器来利便朝廷直接征税。政治层面：彻底破除分封制，全面推行郡县制在原有的分封制下，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各诸侯，而各诸侯进而又将土地分封给卿医生，卿医生再将土地分封给士，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层级统治制度。在传统分封制下，贵族在封地内享有世袭统治权，并对上级负有听调、朝贡、军赋和力役等责任。
虽然春秋战国以来，分封制已经逐渐走向瓦解，各国郡县制开始逐渐推行，但仍保持着极为严重的分封制特色，贵族不仅仍然享有封地，且在朝中的权力仍然较大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则开始全面推行县制，并设置县一级权要机构。“集小都乡邑聚为县”，以县为地方行政单元，破除分封制，县设县令以主县政，设县丞以辅佐县令，设县尉以掌管军事，且官员均由中央朝廷直接任免。县下辖若干都、乡、邑、聚。
如此一来，中央朝廷的政令便可直达地方，而不再经由各级贵族一级一级转达，如此使得地方权力开始向中央朝廷全面集中，这是秦国迈向中央集权的一项重要制度保证。军事层面：破除世卿世禄制，推行二十等爵位制分封制度下，由于各级贵族在土地和经济层面的权力，使其通常掌握有大量的劳动力，进而形成了专属于自己的私人武装，这不光加大了贵族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度，同时也使得在对外战争时，无法充实挖掘国家的战争潜力。世卿世禄制可以说是维持分封制的一项重要制度，而在这种制度下，由于贵族在权力、土地、经济等方面的垄断，私人武装基础无法杜绝，其最严重者例如三家分晋、田氏代齐，而秦国虽然受此影响较为轻微，但民间私斗现象仍然极为严重。
商鞅通过破除世卿世禄制，打破了贵族对权力、土地、经济等方面的垄断，同时又通过严厉的《秦法》对民间私斗行为举行克制，再加上土地私有制后使得普通黎民从贵族手中解脱了出来。此外，建设二十等爵位制度，使得黎民可以依靠战功和务农来获取爵位，极大刺激了普通黎民的努力性。
此外，秦国变法后还推行了较为完善的户籍制度，从而确保了中央朝廷对于各地人口的掌握，从而确保了朝廷比力合理的征收钱粮和征调戎马。再加上秦国二十等爵位制度的刺激，军队战斗力自然获得了极大的保证。
通过经济、政治、军事等层面的全面革新，商鞅变法后的秦国集权水平获得极大增强，这使得秦国相对于山东六国在制度层面占尽了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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